“巨流河和哑口海，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”——专访《巨流河》作者齐邦媛

2008年12月31日，齐邦媛和她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哑口海畔的礁石上

《巨流河》手稿

从巨流河到哑口海，也是民国要人齐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。1925年底，郭松龄倒戈，在巨流河与张作霖对峙三天而兵败身亡。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、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大事业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，这也成了他两岁的女儿——齐邦媛动荡不安的前半生的起点。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中从南京辗转到西南；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里，从大陆漂流到台湾……不断的流亡，成了齐家的主题；那条巨流河，则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家乡。

几十年后，80多岁的齐邦媛将这部家族史写成了一部《巨流河》。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一部苦难史。《巨流河》在两岸收获无数好评，与同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，齐邦媛更被称道的是她深沉而内敛的写作风格，哀而不伤，尤显出一份高贵的尊严，就像她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，力求用诗歌来寻求心灵慰藉一样。而在那个年代躲避纷乱的政治、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孤独读书者齐邦媛，最终也在文学上成就了自己。

《巨流河》一书里最令人感动的，无疑是她与飞虎队员张大飞的一段故事。所以此书面世后的第二个月，就有导演找上门来要将其拍成电影，但最终都被齐邦媛所拒。在她看来，外界的很多猜测和解读都是对张大飞和那段纯洁感情的亵渎，她宁愿将其保存在内心深处。“这样做我受不了。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，连人生都没想清楚，26岁就死了。他死得那么干净，全心全意的，就是为了报国。我在有生之年，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。”

这是一篇延续时间颇久的采访。因为齐老住所变动，加之身体原因，几个月后，才得到她手写的书面答复，上面那认真的笔迹实则是一份诚挚的心迹：“我终于回答了访问提纲上的问题，自己感到欣慰，因为这并不是容易做的事啊。在我的回答中有关读者好奇关心的事，我做了最清楚坦白的回答，希望也是我今生的答案。虽然这些答案做了两个月，在我今夏变换住所等等变动中，这已是我体力心力的极限。我想把这最后一次的手写答案给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，因为我的《巨流河》在三联书店出版，三联即是它在大陆的家吧。”

渡不过的巨流河

三联生活周刊：写这本书的想法，是从什么时候在你心中“生长”的？父亲生前是否鼓励你写一本家族史？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，你内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体验？

齐邦媛：我自1942年到台湾后，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陆的23年青春。这漫长的60年间，有激荡，有平淡，也有似乎遗忘的阶段，但是那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却横亘在我心灵深处，从未消退。

1949年大断裂之后，我有足够的阅历，读了许多诠释20世纪世界史的书。自信也可以很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成长岁月中的人与事。对于当年那样真诚献身的人，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尊敬与怀念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的父亲齐世英先生留德归来之后，追随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开战，郭松龄事败而亡，齐先生过了一段流亡生活。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，但也更与后来“九一八”乃至“七七事变”等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历史牵系到一起。几十年后再看这段历史，您有什么样的感慨？

齐邦媛：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，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，历史必会重写；如果当年兵变成功，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，稳下来的话，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。没有东北侵略，哪有后来那些事。至少20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，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。郭松龄兵谏身死时41岁，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。他天性爱读书、能深思，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，明悉家乡事，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，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，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，至死坚持大义，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。

如果郭松龄革命成功的话，东北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。你们可能不晓得，东北是中国第一个有洋小学的地方，清朝政府办的。因为皇上说是我的家乡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东北。父亲想多办中学，认为中学影响最多。他没有做政治的打算，本来不是想做政治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最终选择《巨流河》作为书的名字，想借此隐喻什么？

齐邦媛：巨流河和哑口海，是真正的河和海湾，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，既是真实也是象征。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，站在海湾岩石之上，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，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，声减音消，哑口无言。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，“常使英雄泪满襟”。